历史的天空，清朝的政治得失，这个为一家之言：

第一，我们古人也讲究无规矩不成方圆，古代的帝王也是如此，就是先定好规则，大家按照规则办就行了。但在很多特殊历史时期，有些帝王是不按照规矩来办的，为了谋取某种私利，就实行各种临时政策，这种东西不能叫做制度，只能叫法术、权术。比方说东汉光武皇帝刘秀，他在称帝之后，考虑到西汉的内廷跟外朝不是关系混乱？就是政府和皇帝关系弄不清了。所以他就内事外事一把抓，什么事都要通过自己，这其实不是一个好的制度，它是无法常态化的。因为，后来的皇帝如果能力很差，他就不可能执行这套政策，所以他只能叫法术，不能叫制度。在清朝这个特点特别明显，很多制度看着像制度，其实它就是法术，在法理上说不通的。

第二点，西方的政治理论强调主权，而我们中国的政治理论则比较强调职责，强调主权。就是先要搞清楚这国家是谁的，我这权力从哪儿来的，到底是君权神授，还是全体国民共同所有，先要把这个逻辑搞清楚。这就像买房子和土地，你得先说清楚产权归谁，再琢磨谁有权使用。而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不强调这些，更强调职权，就是我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我就得负多大责任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在西方，如果那民选的官员渎职了，他只要不是个人贪污腐败，如果是遇到天灾人祸他救援不力，老百姓他只能忍着，因为他是你选出来的代表，由于他们主权在民，那官又是民选出来的，他只对自己的选民负责。比方说当年爱尔兰闹饥荒，那英国首相就出来讲话说，赈灾应该民间自己来做，不要寄希望于政府。防疫中英美国家的表现，大家也看到了，这种话放在我们这，没有任何一个官员敢说出口，他最多是私下说，他也不敢公开说。在汉朝的时候，如果出现日食了，竟然要宰相自杀，这就是在强调权责，就是遇到了事故，哪怕不是他造成的，在他任上出了问题，他也得对这事负责，哪怕他刚上任就出事了，他也是得负责。

当然了，还有一种制度，跟前面说的这两种都不一样，既不讲主权，也不讲权责，而只是讲利益，就是这个政府是服务于某一个统治集团的。天下太大，想要统治好一个人做不到就得依靠一个群体，而这个政权，它只为这一类群体服务。比方说神权政治，它就是为宗教势力服务的，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就是资本家，政府其实也只对他们负责。那假如是贵族政治，贵族跟军人就是政权的支持者，政府也是为他们服务的。像中国古代一直以来主要支持者都是读书人，就是所谓的士大夫，这些人读书，考官统治国家，他们拥护皇帝，这也是中国历史的特点。但是在清朝，这个逻辑就被打破了。清朝不是服务于读书人的，也不是服务于贵族的，他是专门服务于满人集团的。清朝的主权不在士大夫手里，而是在满人手里。

军机处

比方说清朝就设有南书房和军机处，他们都不是政府组织，只相当于皇帝的秘书，一切政令经由皇帝经过南书房和军机处向外传达，而南书房跟军机处里的大臣就只能跪受笔录。像康熙的南书房，雍正的军机处，这都是一个王朝真正的权力所在。

在明朝之前一项政令想要生效，必须皇帝和丞相一块儿签署，这才算完整。但是在清朝完全没有这个制度了，全听皇上一个人的命令就好。再比如，在古代，上层官员的任免权归皇帝，中层以下归吏部。

但是清朝皇帝，喜欢把芝麻绿豆打的小官也要自己过问，还定了一个引荐制度，就是吏部推荐上来的小官，皇帝必须亲自见过一面，你才能任用。雍正皇帝就更奇葩了，喜欢给引荐过的官员在履历下边批小字，把这些权力全都抓在手里。其实这就是一种法术。你看，我们常说封建专制，君主专制，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君主专制是从这个时候才开始的，政府就是执行皇帝意志的机关。

密折制度

清朝还发明了很多制度，本质上都是如此。比如说廷记制度和密折制度，就是皇帝直接给每个官员通信，他不让其他人知道，直接寄给这具体的一个官员。在明朝之前都没有这种制度。所有的政令必须是公开的，大家都能看到，不会出现皇帝跟大臣单独通过公文进行联络的。其实这些都是法术，它不是一个常态化的制度，也不可能成为制度。再比如说清朝的地方督抚，就是地方上的一把手，大多数都是满人，而中央的六部里，各有一半满汉官，就是一半是满官，一半是汉官。

文字狱

清朝是先征服蒙古，后来又入主中原，所以他们极力的拉拢蒙古人，给蒙古人亲王的爵位。但是汉官从来没有得到过亲王，又怕汉人不服，所以又保留了科举制，给汉人一些向上爬的机会，但是向上爬可以，你可不许乱说话。他们又搞文字狱，不让汉人说话。在顺治五年的时候，各个地方的府县学里都立了一块石碑，一不许生员言事，二不许生员结社，三不许生源刊刻文字。钱穆先生说呀，这三样正好对应着现代三大政治自由，言论自由、结社自由、出版自由。

金圣叹

那个金圣叹，与一百多个士人聚集，跑到孔子庙前大哭，结果惹来杀身之祸。很显然，这个时候读书人已经不是国家的统治集团了，而这个国家只为某个特殊群体服务。清朝是极力的压制读书人，但同时又试图讨好下层民众。比方说康熙做了一个规定，叫盛世之鼎，永不加赋，就是鼓励老百姓生孩子，人丁税不收了，你愿意怎么生都行，不因为生孩子征税。听起来不错？其实这就是一个讨好底层民众的方法，一个人如果不种地，就真的跟政府一点关系都没有了，他们也懒得去考官参加科举，之后，读书人走读书人的路，老百姓走老百姓的路，两条路逐渐剥离开，就形成了某种割裂，这在之前是完全难以想象的。

在汉朝的时候，读书人辞官之后回到家乡，他就是乡绅。但是在清朝，知识分子跟民众之间已经完全脱钩了，老百姓也不读书，也不交税，也不关心政治，整天忙于坏道门和民间组织，不可自拔。最后，就结出了太平天国这样的奇葩，你看太平天国，跟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不一样。哪有一个世俗政权会叫天国的？而且你看他们还分封了什么东南西北王，这就不是一个常态的制度形态，他也不可能成功。还有关键是，这个政权一上来，就要焚烧一切诗书，还抓捕知识分子，这在中国历史上实在太罕见了。说明这个时候，读书人跟社会的底层民众已经成为对立面了。理解了清朝的这个特点，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戊戌变法注定要失败了。

梁启超

康有为和梁启超认为君主立宪制度在世界上是主流制度，像英、意、德、俄、日，他都有皇帝，所以中国应该保留皇帝。假如这是在明朝和宋朝，确实逻辑上说得通，在汉朝就更简单了，那皇帝跟政府本来就是分权的，写一个宪法把谁的权力规定好不就可以了？但是在清朝，这条它就走不通，因为它不是历史上那种士大夫政权，它是一个部族政权，你只有先通过革命推翻了少数群体的统治，才能有后面的立宪。以上就是钱穆先生的观点，确实有很多学者对里面的观点有争议，比如说唐朝的三省六部制，其实在历史上从来没有执行过，那只是一个概念而已。清朝也并没有这么不堪，还是有很多制度建树的。另外，钱穆先生总结了四个在他盘点历史时发现的规律，很值得我们思考。

第一，历届中央政府都有不断集权的倾向，这个道理刚才说过了，中央外派出去的流官慢慢变成了地方官，地方的二级制政府逐渐变成了五级，县官的地位逐渐滑落，这就让地方治理变成了一个越来越次要又越来越难搞的事情。

第二点，传统政治已经逐渐造成了社会各阶层趋向于平等，这也是中国政治历史的特点。我们最早建立了一个人人相对平等的国家。就是原则上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读书实现阶层跃升的机会。当然，这种平等社会也有问题，很难聚集起力量来，而统治阶级，也不太抱团，因为它是流动的。当然，西方后来找到了平等社会聚集力量的方法，就是培养商人阶层，人人都想出头，但如果只能挤进去当官，最后社会压力大，官员也尸位素餐。那如果人人都去尝试发明创造，可以通过经商出人头地，那力量自然也就出来了。

第三富不过三代，这是平等社会的特点，叫特权不能世袭。宋明两朝的宰相好多都是贫寒子弟，就是凭借科举考试一张卷子位及人臣的。当然这也有代价，代价就是大臣在皇帝面前的权威也逐渐一落千丈，这皇帝才是传下来的呀，多少代人都经营这个皇帝，大臣却是贫寒出身，他们自然得不到皇帝的尊重。这才出现了后来相权逐渐被切割。

第四点，制度一天一天变得繁密，而改革也越来越困难。从整体趋势上看，后人往往只是在汉朝制度上做修补，制度是越修补越复杂，但效率却没有提升，反而越来越低了。后面的制度明显不如前面的。因为，它只是打补丁，一代不如一代。而由于制度越来越复杂，后人想改革也变得越来越困难，所以改革家越到后面越少。我觉得这其实也是制度研究的悖论所在。社会的进步啊，说到底还是得靠社会的经济发展和创新的力量。制度可以给创新添砖加瓦，可以给经济保驾护航，但却没办法越俎代庖，指望着改变制度就能让国家富强，或许这本身就是一个无解的问题。